在鲁迅的经典作品《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》中，奴才向聪明人倾诉自己的遭遇，表示自己的居住环境甚至比猪圈还要糟糕，主人对待他的态度远不如对待他的狗。聪明人对此表示同情，安慰道：“我想，你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。”奴才感激不已，认为聪明人说得有道理，能够预见未来的美好。然而，如今大多数人并非如奴才般的愚蠢，若是再用这种说辞，他们可能会直截了当地反驳。

最近，北大的副院长张丹丹在一个节目的讨论中，对灵活就业发表了她的看法，称其为一种福利，认为与朝九晚五的工作相比，灵活就业虽然待遇较低，但自由度却更高。对此，南京大学的博士汤家凤毫不留情地反驳：“既然你认为灵活就业那么美好，朝九晚五工作那么不自由，为什么不去尝试呢？你享有优厚的待遇，却还有一丝委屈？如果你那么向往灵活就业，那何不去做外卖或开滴滴呢？你何必在大学里担任教授呢？”

汤家凤就像是那个聪明人，深知“奴才不会好起来，但她的立场与昔日的聪明人并无二致，似乎故意要抛出“你们过得好，我羡慕死了”这样的言论。作为北大的教授，她的这些话显然是“一体化障碍”的最佳翻译：没有社保的灵活就业被她称作“解脱束缚”，不稳定的收入被她形容成“时间自主权”，而被迫从事零工的现状则变成了“享受灵活福利”。可是，一个有着完善社会保障的教授，居然说“外卖员其实很幸福”，这难道不是对普通人的一种轻蔑吗？

张丹丹赞美灵活就业所引申出的自由，仿佛是用富裕者的烦恼来衡量贫困者的幸福。如同坐在头等舱的人抱怨飞机餐的不好，然后对经济舱乘客说：“你们真幸福，不用吃这个。”即便是胡锡进都对此表示不满，公开指出张丹丹的言论有失妥当，呼吁其应有的道歉。虽然他未忘保护自己立场，既承认言论不当，又以和事佬的姿态为张丹丹辩护。

我认为，张丹丹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资格为“福利”下定义，任意妄言。即使是北大教授，甚至外星人，也没有权力替灵活就业者定义幸福。这样的言论仿佛是一种语言暴力，普通百姓跑外卖、开滴滴，却连表达不满的机会都被剥夺。他们的一切痛苦似乎在精英的口中都变成了幸福的代名词。

奥威尔在《通往威根码头之路》中，中产阶级也以类似口吻代替工人发声：“尽管你们生活贫困，但至少没有像我们那样的焦虑；你们的居所条件差，但是更简单快乐；你们没有保障，却拥有我们所失去的自由。”张丹丹的观点与这些中产几乎毫无二致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距离这些中产故事产生已有近百年，这种老旧的思维模式再也不适合现代社会。

让人痛心的是，这种百年前的荒诞思维竟然还在试图说服当下的百姓。从晋惠帝在百姓缺乏食物时问“何不食肉糜”到张丹丹在百姓缺乏稳定工作时问“何不享灵活”，两千年过去了，权贵的口气依旧如故，如今换了一身西装的学者打着仁义。